唐宋八大家
明初朱后最初将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 欧阳修、王安石、曾巩八个作家的散文作品编选在一起刊行的《八先生文集》，后唐顺之在《文编》一书中也选录了这八个唐宋作家的作品。明朝中叶古文家茅坤在前基础上加以整理和编选，取名《八大家文钞》，共160卷。“唐宋八大家”从此得名。 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时期八大散文作家的合称，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苏轼、苏洵、苏辙 （苏轼，苏洵，苏辙三人称为三苏）、欧阳修、王安石、曾巩(曾经拜过欧阳修为师）。(分为唐二家，宋六家)
苏辙——，《栾城集》84卷，《栾城应诏集》12卷。 曾巩【gǒng 】——《上欧阳舍人书》、《上蔡学士书》、《赠黎安二生序》、《王平甫文集序》。 韩愈倡导了“古文运动”，苏洵是苏轼和苏辙的父亲，苏轼是苏辙的哥哥（苏轼，苏洵，苏辙三人称为三苏），王安石、曾巩(曾拜欧阳修为师）。 (分为唐二家和宋六家)为了让大家更好记住他们有个顺口溜：韩(韩愈)柳(柳宗元)加欧阳(欧阳修)，三苏(苏轼、苏洵、苏辙)并曾(曾巩)王(王安石)。或者：欧阳修忘记（王安石）了曾经（曾巩）在韩国（韩愈）的一棵柳树下（柳宗元）吃三苏饼干（苏轼、苏洵、苏辙）。 或一韩一柳一欧阳，三苏曾巩带一王或者三苏（苏轼、苏洵、苏辙）王（王安石）曾（曾巩）欧阳修。再或者，韩柳三苏修（欧阳修）石（王安石）拱（曾巩）。 柳宗元永州八记中《小石潭记》最著名。
韩愈（768～824）字退之，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河阳（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人，汉族。祖籍河北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他与柳宗元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学习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破骈为散，扩大文言文的表达功能。宋代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作品都收在《昌黎先生集》里。韩愈还是一个语言巨匠。他善于使用前人词语，又注重当代口语的提炼，得以创造出许多新的语句，其中有不少已成为成语流传至今，如“落井下石”、“动辄得咎”、“杂乱无章”等。在思想上是中国“道统”观念的确立者，是尊儒反佛的里程碑式人物。 韩愈三岁而孤，受兄嫂抚育，早年流离困顿，有读书经世之志，虽孤贫却刻苦好学。二十岁赴长安考进士，三试不第。二十五岁后，他先中进士，三试博学鸿词科不成，赴汴州董晋、徐州张建封两节度使幕府任职。后回京任四门博士。三十六岁后，任监察御史，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请减免赋税，贬阳山令。宪宗时北归，为国子博士，累官至太子右庶子，但不得志。五十岁后，先从裴度征吴元济，后迁刑部侍郎。因谏迎佛骨，贬潮州刺史。移袁州。不久回朝，历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职，五十七岁终。政治上较有作为。诗力求险怪新奇，雄浑而重气势。 他与柳宗元、苏轼、苏辙、苏洵、曾巩、欧阳修、王安石合称为唐宋八大家.韩愈（七六八－八二四），贞元八年（七九二）进士。唐宪宗时，曾随同裴度平定淮西藩镇之乱。在刑部侍郎任上，他上疏谏迎佛骨，触怒了宪宗，被贬为潮州刺史。后于穆宗时，召为国子监祭酒，历任京兆尹及兵部、吏部侍郎。 他是唐代著名的散文家和重要诗人。他和柳宗元政见不和，但并未影响他们共同携手倡导古文运动。他们反对过分追求形式的骈文，提倡散文，强调文章内容的重要性。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曾经因为进言佛骨一事，被贬袁州，即今江西宜春。任职袁州期间，韩愈政绩卓越，并且培养了当时江西省的第一个状元。现宜春秀江中有以沙洲，名为状元洲，传说就是当年学子读书之处。宜春城中最高山头建有状元楼，宜春市区有昌黎路，都是为了纪念韩愈的特别功绩。 韩愈在政治上主张天下统一，反对藩镇割据。
韩愈时代的诗坛，已开始突破了大历诗人的狭小天地。韩愈更是别开生面，也创建了一个新的诗歌流派。他善于用强健而有力的笔触，驱使纵横磅礴的气势，夹杂着恢奇诡谲的情趣，给诗思渲染上一层浓郁瑰丽的色彩，造成奔雷挚电的壮观。 另外韩诗在艺术上有「以文为诗」的特点，对后世亦有不小的影响。当然韩诗中也有追求怪诞诡谲的游戏文字，是不足取的。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等。
韩愈排在八大家之首,并不是因为唐在宋之首,而在于他为唐宋古文运动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柳宗元，字子厚，祖籍河东(今山西省运城市)，世称柳河东，生于长安，贞元初年进士,官监察御史。顺宗时,王叔文执政,他任礼部员外郎,锐意推行政治改革。不久,王叔文失败,他也被贬为永州司马,迁柳州刺史。在南方凡十四年,死于柳州。唐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杰出的文学家。 作为唐代古文运动倡导者和唐宋八大家之一，柳宗元反对六朝以来笼罩文坛的绮靡浮艳文风，提倡质朴流畅的散文。著有《柳河东集》四十五卷,《外集》二卷。 柳宗元一生留下600多篇诗文作品，其诗多抒写抑郁悲愤、思乡怀友之情，幽峭峻郁，自成一路。最为世人称道者，是那些情深意远、疏淡峻洁的山水闲适之作。 柳宗元与唐代另一位文学家韩愈，共同倡导了唐代的古文运动。他与欧阳修，苏轼等人被后世称为“唐宋八大家”。
在游记、寓言等方面，柳宗元同样为后世留下了极其优秀的作品。“永州八记”已成为我国古代山水游记名作。这些优美的山水游记，生动表达了人对自然美的感受，丰富了古典散文反映生活的新领域，从而确立了山水游记作为独立的文学体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因其艺术上的成就，被人们千古传诵、推崇备至。除寓言诗外，柳宗元还写了不少寓言故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临江之麋》等，也已成古代寓言名篇。“黔驴技穷”，已成成语，几乎尽人皆知。有的寓言篇幅虽短，但也同他的山水记一样，被千古传诵。 包括哲学、政论等文及以议论为主的杂文。笔锋犀利，论证精确。《天说》为哲学论文代表作。《封建论》、《断刑论》为长篇和中篇政论代表作。《晋文公问守原议》、《桐叶封弟辩》、《伊尹五就桀赞》等为短篇政论代表。其哲学思想中具有朴素的唯物论成分。其政治思想主要表现为重“势”的进步社会历史观和儒家的民本思想。但也受佛教影响，尤是政治失意时，往往向佛教寻找精神上的解脱。 继承并发展了《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列子》、《战国策》传统，多用来讽刺、抨击当时社会的丑恶现象。推陈出新，造意奇特，善用各种动物拟人化的艺术形象寄寓哲理或表达政见。代表作有《三戒》【《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传》、《罴说》等篇。嬉笑怒骂，因物肖形，表现了高度的幽默讽刺艺术。 最为脍炙人口，均写于被贬后，以永州之作更胜。典范之作为《永州八记》：《始得西山宴游记》、《钴姆潭记》、《钴姆潭西小丘记》、《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这些作品，既有借美好景物寄寓自己的遭遇和怨愤；也有作者幽静心境的描写，表现在极度苦闷中转而追求精神的寄托。至于直接刻画山水景色，则或峭拔峻洁，或清邃奇丽，以精巧的语言再现自然美。 《永州八记》作于元和四年以后。那时，柳宗元因政治改革失败被贬永州，即今湖南永州。文章写的都是当时永州附近的一些山水风景，文章短小、轻灵，朴实、顺畅，为历代所传颂。其中以《至小丘西小石潭记》最为著名，作者通过他的笔向人们描述出了一个清幽宁静的小石潭风景。文章引人入胜，隽咏无穷。开头用未见其形，先闻其声的写法展示小石潭。以鱼写潭，则潭水之清澈可以想见；以鱼写人，则人羡鱼乐之情溢于言表。作者状形、传神、布影、设色，笔墨经济，手法高超。结尾以清寂幽邃之境写凄寒悄怆之感，情景交融。 宋人严羽说：“唐人惟子厚深得骚学。”此论相当中肯。柳宗元的辞赋继承和发扬了屈原辞赋的传统。他的辞赋，不仅利用了传统的形式，而且继承了屈原的精神。这或者是因为两人虽隔千载，但无论是思想、遭遇，还是志向、品格，都有相通之处。《旧唐书》本传云柳宗元“既罹窜逐，涉履蛮瘴，崎岖堙（户乙）。蕴骚人之郁悼，写情叙事，动必以文，为骚文数十篇，览之者为之凄恻。”与屈原之作辞赋，何其相似。柳宗元的“九赋”和“十骚”，确为唐代赋体文学作品中的佳作，无论侧重于陈情，还是侧重于咏物，都感情真挚，内容充实。 《惩咎赋》、《闵生赋》、《梦归赋》、《囚山赋》等，均用《离骚》、《九章》体式。或直抒胸臆，或借古自伤，或寓言寄讽，幽思苦语，深得屈骚精髓。《天对》、《晋问》两巨篇，则为另一种类型，形式仿照《天问》、《七发》，造语奇特深奥。此外，柳集中也有不少有关佛教的碑、铭、记、序、诗歌等作品，对禅宗、天台宗、律宗等学说有所涉及。 政治、哲学思想文学成就而外，柳宗元又是一位著名的思想家。一个积极投身于政治革新的人，必然是一个思想家。柳宗元的哲学论著有《非国语》、《贞符》、《时令论》、《断刑论》、《天说》、《天对》等。在这些论著中，柳宗元对汉代大儒董仲舒鼓吹的“夏商周三代受命之符”的符命说持否定态度，把董仲舒这样的大人物斥为“淫巫瞽史”，指责他“诳乱后代”。他反对天符、天命、天道诸说，批判神学，强调人事，用“人”来代替“神”，这在一千多年前神学迷信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中，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柳宗元还把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用朴素唯物主义观点解说“天人之际”即天和人的关系，对唯心主义天命论进行批判。他的哲学思想，是同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自然科学所达到的水平相适应的。他把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是中唐时代杰出的思想家。
欧阳修(1007～1072年)，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和诗人。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吉安永丰（今属江西）人，自称庐陵人，因吉州原属庐陵郡,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绵阳）。天圣进士。仁宗时，累擢知制诰、翰林学士；英宗，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神宗朝，迁兵部尚书，以太子少师致仕。卒谥文忠。既是范仲淹庆历新政的支持者，也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导者。又喜奖掖后进，苏轼父子及曾巩、王安石皆出其门下。诗、词、散文均为一时之冠。散文说理畅达，抒情委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风与散文近似，重气势而能流畅自然；其词深婉清丽，承袭南唐余风。曾与宋祁合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又喜收集金石文字，编为《集古录》。有《欧阳文忠公文集》。 死后葬于开封新郑（今河南新郑），新郑市辛店镇欧阳寺村现有欧阳修陵园，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另今绵阳南郊亦有其祠堂，名曰六一堂。 代表作有《朋党论》、《五代史令官传序》、《醉翁亭记》、《秋声赋》、《祭石曼卿文》、《卖油翁》六篇；词《采桑子（群芳过后西湖好）》、《诉衷情（清晨帘幕卷秋霜）》、《踏莎行（候馆残梅）、《生杳子（去年元月时）》、《朝中措（平山栏槛倚晴空）》、《蝶恋花（庭院深深几许）》六首；诗《戏答元珍》和《画眉鸟》等。
姓名：苏洵 字明允 号老泉
生卒年：1009—1066
所属朝代：宋代
所属文学时期：宋代文学
所属流派：三苏 唐宋八大家
代表作品：权书 衡论
北宋散文家。汉族，与其子苏轼、苏辙合称“三苏”,均被列入“唐宋八大家”。字明允，号老泉。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应试不举，经韩琦荐任秘书省校书郎、文安县主簿。长于散文，尤擅政论，议论明畅，笔势雄健。有《嘉祐集》。 据说27岁才发奋读书，经过十多年的闭门苦读,学业大进。仁宗嘉祐元年(1056),他带领苏轼、苏辙到汴京，谒翰林学士欧阳修。欧阳修很赞赏他的《权书》、《衡论》、《几策》等文章，认为可与贾谊、刘向相媲美，于是向朝廷推荐。一时公卿士大夫争相传诵，文名因而大盛。嘉祐三年，仁宗召他到舍人院参加考试，他推托有病，不肯应诏。嘉祐五年，任为秘书省校书郎。后与陈州项城（今属河南）县令姚□同修礼书《太常因革礼》。书成不久，即去世，追赠光禄寺丞。 苏洵是有政治抱负的人。他说他作文的主要目的是“言当世之要”，是为了“施之于今”。在《衡论》和《上皇帝书》等重要议论文中，他提出了一整套政治革新的主张。他认为,要治理好国家,必须“审势”、“定所尚”。他主张“尚威”，加强吏治，破苟且之心和怠惰之气，激发天下人的进取心，使宋王朝振兴。由于苏洵比较了解社会实际，又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以古为鉴，因此，他的政论文中尽管不免有迂阔偏颇之论，但不少观点还是切中时弊的。
曾巩说苏洵“颇喜言兵”。苏洵的《权书》10篇、《几策》中的《审敌》篇、《衡论》中的《御将》和《兵制》篇,还有《上韩枢密书》、《制敌》和《上皇帝书》，都论述了军事问题。在著名的《六国论》中，他认为六国破灭，弊在贿秦。实际上是借古讽今，指责宋王朝的屈辱政策。《审敌》更进一步揭露这种贿敌政策的实质是残民。《兵制》提出了改革兵制、恢复武举、信用才将等主张。《权书》系统地研究战略战术问题。在《项籍》中，他指出项籍不能乘胜直捣咸阳的战略错误。他还强调避实击虚、以强攻弱、善用奇兵和疑兵、打速决战、突击取胜等战略战术原则。 苏洵的抒情散文不多,但也不乏优秀的篇章。在《送石昌言使北引》中，他希望出使契丹的友人石昌言不畏强暴,藐视敌人,写得有气势。《张益州画像记》记叙张方平治理益州的事迹，塑造了一个宽政爱民的封建官吏形象。《木假山记》借物抒怀，赞美一种巍然自立、刚直不阿的精神。 苏洵的散文论点鲜明，论据有力，语言锋利，纵横恣肆，具有雄辩的说服力。欧阳修称赞他“博辩宏伟”，“纵横上下,出入驰骤，必造于深微而后止”(《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曾巩也评论他的文章“指事析理，引物托喻”，“烦能不乱，肆能不流”（《苏明允哀词》），这些说法都是比较中肯的。艺术风格以雄奇为主，而又富于变化。一部分文章又以曲折多变、纡徐宛转见长。苏洵在《上田枢密书》中也自评其文兼得“诗人之优柔，骚人之清深，孟、韩之温淳，迁、固之雄刚，孙、吴之简切”。他的文章语言古朴简劲、凝炼隽永；但有时又能铺陈排比,尤善作形象生动的妙喻,如《仲兄字文甫说》，以风水相激比喻自然成文的一段描写，即是一例。 苏洵论文，见解亦多精辟。他反对浮艳怪涩的时文，提倡学习古文；强调文章要“得乎吾心”，写“胸中之言”；主张文章应“有为而作”，“言必中当世之过”。他还探讨了不同文体的共同要求和不同写法。他特别善于从比较中品评各家散文的风格和艺术特色，例如《上欧阳内翰第一书》对孟子、韩愈和欧阳修文章的评论就很精当。
苏洵作诗不多,擅写五古,质朴苍劲。宋人叶梦得评其诗“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正类其文”(《石林诗话》)。其《欧阳永叔白兔》、《忆山送人》、《颜书》、《答二任》、《送吴待制中复知潭州二首》等都不失为佳作，但总的成就远逊于散文。 苏洵著作,宋代以多种版本流行,原本大都散佚，今存者有北宋刊《类编增广老苏先生大全文集》残卷。通行本有《四部丛刊》影宋钞本、《嘉佑集》15卷。 <<云兴于山>>
云兴于山，霿霿为雾。匪山不仁，天实不顾。山川我享，为我百诉。岂不畏天，哀此下土。班班鸤鸠，谷谷晨号。天乎未雨，余不告劳。谁为山川，不如羽毛。
<<有骥在野>>
有骥在野，百过不呻。子不我良，岂无他人。絷我于厩，乃不我驾。遇我不终，不如在野。秃毛于霜，寄肉于狼。宁彼我伤，人不我顾？无子我忘。
<<有触者犊>>
有触者犊，再箠不却。为子已触，安所置角？天实畀我，子欲已我。恶我所为，盍夺我有？子欲不触，盍索之笠？
<<朝日载升>>
朝日载升，薨薨伊氓。于室有绩，于野有耕。于途有商，于边有征。天生斯民，相养以宁。嗟我何为？踽踽无营。初孰与我，今孰主我？我将往问，安所处我？
<<我客至止>>
我客至止，我迎于门。来升我堂，来饮我尊。羞鳖不时，詈我不勤。求我何多，请辞不能。客谓主人：唯子我然。求子之多，责子之深，期子于贤。
<<颜书四十韵>>
任君北方来，手出《邠州碑》。为是鲁公写，遗我我不辞。鲁公实豪杰，慷慨忠义姿。忆在天宝末，变起渔阳师。猛士不敢当，儒生横义旗。感激数十郡，连衡斗羌夷。新造势尚弱，胡马力未衰。用兵竟不胜，叹息真数奇。杲兄死常山，烈士泪满颐。鲁公不死敌，天下皆熙熙。奈何不爱死，再使踏鲸鳍？公固不畏死，吾实悲当时。缅邈念高谊，惜哉我生迟。近日见异说，不知作者谁。云公本不死，此事亦已奇。〈或云公尸解。虽见杀，而实不死。〉大抵天下心，人人属公思。加以不死状，慰此苦叹悲。我欲哭公墓，莽莽不可知。爱其平生迹，往往或孑遗。此字出公手，一见减叹咨。使公不善书，笔墨纷讹痴。思其平生事，岂忍弃路岐？况此字颇怪，堂堂伟形仪。骏极有深稳，骨老成支离。点画乃应和，关连不相违。有如一人身，鼻口耳目眉。彼此异状貌，各自相结维。离离天上星，分如不相持。左右自缀会，或作斗与箕。骨严体端重，安置无欹危。篆鼎兀大腹，高屋无弱楣。古器合尺度，法物应矩规。想其始下笔，庄重不自卑。虞柳岂不好，结束烦馽羁。笔法未离俗，庸手尚敢窥。自我见此字，得纸无所施。一车会百木，斤斧所易为。团团彼明月，欲画形终非。谁知忠义心，余力尚及斯。因此数幅纸，使我重叹嘻。
飞鹰搏平原，禽兽乱衰草。苍茫就擒执，颠倒莫能保。白兔不忍杀，叹息爱其老。独生遂长拘，野性始惊矫。贵人识筠笼，驯扰渐可抱。谁知山林宽，穴处颇自好。高飚动槁叶，群窜迹如扫。异质不自藏，照野明暠暠。猎夫指之笑，自匿苦不早。何当骑蟾蜍，灵杵手自捣。
苏轼，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生于四川眉山。北宋大文学家、书画家,有多方面的创作才能,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了独特,优异的成就。世人称为苏东坡。 苏轼（1037～1101）宋朝人，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谥号文忠，享年64岁。南宋高宗朝，赠太师，追谥号“文忠”。眉州眉山（即今四川眉山）人，汉族，是父亲苏洵的第五个儿子，是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散文家、诗人、词人。嘉祐二年（1057）与弟苏辙同登进士。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熙宁二年（1069），父丧守制期满还朝，为判官告院。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反对推行新法，自请外任，出为杭州通判。迁知密州（今山东诸城），移知徐州。元丰二年（1079），罹“乌台诗案”，责授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文。哲宗立，高太后临朝，被复为朝奉郎知登州（今山东蓬莱）；4个月后,迁为礼部郎中;任未旬日，除起居舍人，迁中书舍人，又迁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元祐四年（1089）出知杭州，后改知颍州，知扬州、定州。元祐八年（1093）哲宗亲政，被远贬惠州（今广东惠阳），再贬儋州（今海南儋县）。徽宗即位，遇赦北归，建中靖国元年（1101）卒于常州（今属江苏），年六十五，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他与他的父亲苏洵（1009～1066）、弟弟苏辙（1039～1112） 皆以文学名世，世称“三苏”；与汉末“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齐名。“三苏”为唐宋八大家中的三位，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乐府》等。在政治上属他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愤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大家。 嘉祐元年（1056年），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阴差阳错地高中进士第二名。 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年）服满还朝，仍授本职。他入朝为官之时,正是北宋开始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危机, 此时神宗即位，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的，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很不同意宰相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苏轼在杭州待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政绩显赫,深得民心.
这样持续了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李定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而此时苏轼经此一狱已变得心灰意懒，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
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新党势力倒台，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轼于是年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就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 俗话说：“京官不好当。”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元祐六年（1091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外放颍州。 元祐八年（1093年）新党再度执政，再次被贬。后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1101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卒于常州。享年六十四岁。 苏轼的文学观点和欧阳修一脉相承，但更强调文学的独创性、表现力和艺术价值。他的文学思想强调“有为而作”，崇尚自然，摆脱束缚，“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他认为作文应达到“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的艺术境界。苏轼散文著述宏富，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三家并称。文章风格平易流畅，豪放自如。释德洪《跋东坡（左忄右允）池录》说：“其文涣然如水之质，漫衍浩荡，则其波亦自然成文。”苏轼与欧阳修并称“欧苏”，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主持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在当时的作家中间享有巨大的声誉，一时与之交游或接受他的指导者甚多，北宋文学家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张四人都曾得到他的培养、奖掖和荐拔。故称苏门四学士。 苏诗现存约四千首，其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燮星期《原诗》说：“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赵翼《瓯北诗话》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为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处亦在此。”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少数诗篇也 能反映民间疾苦，指责统治者的奢侈骄纵。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丙辰中秋》传诵甚广。诗文有《东坡七集》等。 苏轼的词现存三百四十多首，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苏轼在我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词派，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名作有《念奴娇》、《水调歌头》等，开豪放词派的先河，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刘辰翁在《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苏轼还擅长行、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他曾遍学晋、唐、五代名家，得力于王僧虔、李邕、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自成一家 ，自创新意。 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 自云：“我书造意本无法”；又云：“自出新意，不践古人。” 黄庭坚说他：“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又云：“到黄州后掣笔极有力。”晚年又挟有海外风涛之势，加之学问、胸襟、识见处处过人，而一生又屡经坎坷，其书法风格丰腴跌宕，天真浩瀚，观其书法即可想象其为人。人书并尊，在当时其弟兄子侄子由、迈、过，友人王定国、赵令畤均向他学习；其后历史名人如李纲、韩世忠、陆游，以及的吴宽，清代的张之洞，亦均向他学习，可见影响之大。黄庭坚在《山谷集》里说：“本朝善书者，自当推(苏)为第一。” 苏轼在绘画方面画墨竹，师文同(即文与可），比文更加简劲，且具掀舞之势。米芾说他“作墨竹，从地一直起至顶。余问：何不逐节分？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亦善作枯木怪石。米芾又云：“作枯木枝干，虬曲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均可见其作画很有奇想远寄。其论书画均有卓见，论画影响更为深远。如重视神似， 认为“论 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主张画外有情，画要有寄托，反对形似，反对程式束缚，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并明确提出“士人画”的概念等，高度评价“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艺术 造诣。为其后“文人画”的发展尊定了理论基础。存世书迹有《黄州寒食诗》、《赤壁赋》、《答谢民师论文》与《祭黄几道文》、《前赤壁赋》等。存世画迹有《古木怪石图卷》、《竹石图》；又近年发现的《潇湘竹石图卷》也是他的作品。 苏轼在诗、文、词、书、画等方面，在才俊辈出的宋代均取得了登峰造极的成就。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学和艺术天才。旧党。豪放派词人。 苏辙(1039～1112)字子由，北宋散文家。与其父苏洵、兄苏轼合称“三苏”，均在“唐宋八大家”之列。字子由。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仁宗嘉祐二年(1057)与苏轼一起中进士。不久因母丧，返里服孝。嘉祐六年，又与苏轼同中制举科。当时因“奏乞养亲”，未任官职，此后曾任大名府推官。熙宁三年(1070)上书神宗，力陈法不可变，又致书王安石，激烈指责新法。熙宁五年(1072)，出任河南推官。元丰二年(1079)，其兄苏轼以作诗“谤讪朝廷”罪被捕入狱。他上书请求以自己的官职为兄赎罪，不准，牵连被贬，监筠州盐酒税。元丰八年，旧党当政，他被召回，任秘书省校书郎、右司谏，进为起居郎，迁中书舍人、户部侍郎。哲宗元祐四年(1089)权吏部尚书，出使契丹。还朝后任御史中丞。元祐六年拜尚书右丞，进门下侍郎，执掌朝政。元祐八年，哲宗亲政，新法派重新得势。绍圣元年(1094)，他上书反对时政，被贬官，出知汝州、袁州，责授化州别驾、雷州安置，后又贬循州等地。崇宁三年(1104)，苏辙在颍川定居，过田园隐逸生活，筑室曰“遗老斋”，自号“颍滨遗老”，以读书著述、默坐参禅为事。死后追复端明殿学士，谥文定。
苏辙生平学问深受其父兄影响，以儒学为主，最倾慕孟子而又遍观百家。他擅长政论和史论，在政论中纵谈天下大事，如《新论》(上)说“当今天下之事，治而不至于安，乱而不至于危，纪纲粗立而不举，无急变而有缓病”，分析当时政局，颇能一针见血。《上皇帝书》说“今世之患，莫急于无财”，亦切中肯綮。史论同父兄一样，针对时弊，古为今用。《六国论》评论齐、楚、燕、赵四国不能支援前方的韩、魏，团结抗秦，暗喻北宋王朝前方受敌而后方安乐腐败的现实。《三国论》将刘备与刘邦相比，评论刘备“智短而勇不足”，又“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胜”，也有以古鉴今的寓意。
苏辙在古文写作上也有自己的主张。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说：“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认为“养气”既在于内心的修养，但更重要的是依靠广阔的生活阅历。因此赞扬司马迁“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他的文章风格汪洋澹泊，也有秀杰深醇之气。例如《黄州快哉亭记》，融写景、叙事、抒情、议论于一炉，于汪洋澹泊之中贯注着不平之气，鲜明地体现了作者散文的这种风格。 苏辙的赋也写得相当出色。例如《墨竹赋》赞美画家文同的墨竹，把竹子的情态写得细致逼真，富于诗意。
苏辙写诗力图追步苏轼，今存诗作为数也不少，但较之苏轼，不论思想和才力都要显得逊色。早年诗大都写生活琐事，咏物写景，与苏轼唱和之作尤多。风格淳朴无华，文采少逊。晚年退居颍川后，对农民生活了解较多，写出了如《秋稼》等反映现实生活较为深刻的诗。抒写个人生活感受之作，艺术成就也超过早期，如《南斋竹》：“幽居一室少尘缘，妻子相看意自闲。行到南窗修竹下，□然如见旧溪山。”意境闲澹，情趣悠远。苏辙于诗也自有主张。他的《诗病五事》以思想内容为衡量标准，对李白、白居易、韩愈、孟郊等都有讥评。如说李白“华而不实”，说“唐人工于为诗而陋于闻道”，这看法在宋代有一定代表性。 苏辙著有《栾城集》，包括《后集》、《三集》，共84卷，有《四部丛刊》影明活字本。又，《栾城应诏集》12卷，有《四部丛刊》影宋钞本。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北宋临川人（今江西省东乡县上池村)，汉族。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强，受到较好的教育。庆历二年（1042年）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的官吏。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年）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改革家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市）钟山，谥号“文”。被列宁誉为是“中国十一世纪中国最伟大改革家。 庆历二年（1042年），王安石以进士第四名及第，历任签书淮南（扬州）节度判官厅公事、知鄞县（今浙江宁波）事、舒州（今安徽潜山）通判，一度调开封任群牧司判官，旋又外调知常州事、提点江南东路刑狱公事，继召为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多年的地方官经历，使王安石认识到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宋封建统治所面临的危局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祐三年（1058年）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以历史上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图“逸豫”，不求改革，终于覆灭的事实为例，王安石对改革抱有士大夫群中少见的紧迫感，大声疾呼：“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要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不然，汉亡于黄巾，唐亡于黄巢的历史必将重演，宋王朝也必将走上覆灭的道路。封建士大夫也把治国太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执政。熙宁初，王安石以翰林学士侍从之臣的身份，同年轻的宋神宗宋神宗议论治国之道，深得宋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
王安石变法,史称“熙宁变法”,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指出“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执政前就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曾经指出：“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而“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趋农为急”。在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认为，要发展生产，首先是“去（劳动者）疾苦、抑兼并、便趣农”，把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那些游手好闲者也回到生产第一线，收成好坏就决定于人而不决定于天。要达到这一目的，国家政权需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从上到下的改革。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诸如农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输、市易、免行钱、矿税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王安石亲自撰写《周礼义》、《书义》、《诗义》，即所谓的《三经新义》，为学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
变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对。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特别是由于变法的设计者王安石与变法的最高主持者宋神宗在如何变法的问题上产生分歧，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加上变法派内部分裂，其子王雱的病故，王安石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政局的逆转，使王安石深感不安，当他听到免役法也被废除时，不禁悲愤地说：“亦罢至此乎！”不久便郁然病逝。
由于深得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进行变法。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并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在改革中，他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一系列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结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1074年）第一次罢相。次年复拜相。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于熙宁九年（1076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王安石不久便郁然病逝。
王安石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他反对西昆派杨亿、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县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上人书》）正因为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今存《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歌曲》等。 曾巩(1019—1083)，字子固，南丰(今属江西)人。世称“南丰先生”，北宋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宋嘉祐二年(1057年)登进士第，儿童时代的曾巩，就与兄长曾晔一道，勤学苦读，自幼就表现出良好的天赋。其弟曾肇在《亡兄行状》中称其“生而警敏，不类童子”，而且记忆力超群，“读书数万言，脱口辄诵”。嘉祐二年(1057年)，39岁的他才考取了进士，被任命为太平州司法参军，踏上了仕途。翌年，奉召回京，编校史馆书籍，迁馆阁校勘、集贤校理。熙宁二年(1069年)先后在齐、襄、洪、福、明、亳等州任知州，颇有政声。元丰三年(1080年)，徙知沧州，过京师，神宗召见时，他提出节约为理财之要，颇得神宗赏识，留三班院供事。元丰四年，神宗以其精于史学，委任史馆修撰，编纂五朝史纲，未成。元丰五年，拜中书舍人。次年卒于江宁府。理宗时追谥“文定”。曾巩在政治舞台上的表现并不算是很出色，他的更大贡献在于学术思想和文学事业上。
曾巩作为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有《元丰类稿》和《隆平集》传世，从他传世的文集来看，他的兴趣主要在於史传、策论一类的应用文。尤其是他从事史书编纂工作多年，对史传碑志的写作较有研究。对他有关应用文的理论进行研究和总结，对现代应用文的发展不无指导意义。 曾巩的思想属儒学体系，他赞同孔孟的哲学观点，强调“仁”和“致诚”，认为只要按照“中庸之道”虚心自省、正诚修身就能认识世界和主宰世界。在政治上他反对兼并政策，主张发展农业和广开言路。他在任地方官时，总是以“仁”为怀，“除其奸强，而振其弛坏；去其疾苦，而抚其善良”(《齐州杂诗序》)。由于他思想有一定局限性，因此，对王安石变法有些不同看法。他认为法愈密，则弊愈多。但是曾巩也不主张死守成法，他对在位者的因循苟且表示不满，提出“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战国策目录序》)的观点。主张在不失先王意旨的前提下，对法制作必要的改革。在行动上，他能够维护新法，在齐州为官时，能力行保甲之法，使州人安居乐业。曾巩的散文创作成就很高，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他师承司马迁、韩愈和欧阳修，主张“文以明道”，把欧阳修的“事信、言文”观点推广到史传文学和碑铭文字上。他在《南齐书目录序》中说：“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他强调只有“蓄道德能文章者”，才足以发难显之情，写“明道”之文。他的散文大都是“明道”之作，文风以“古雅、平正、冲和”见称。《宋史》本传说他“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他的议论性散文，剖析微言，阐明疑义，卓然自立，分析辨难，不露锋芒。《唐论》就是其中的代表作，援古事以证辩，论得失而重理，语言婉曲流畅，节奏舒缓不迫，可与欧阳修的《朋党论》媲美。他的记叙性散文，记事翔实而有情致，论理切题而又生动。著名的《墨池记》和《越州赵公救灾记》熔记事、议论、抒情于一炉，深刻有力，通情达理。他的书、序和铭也是很好的散文。《寄欧阳舍人书》和《上福州执政书》历来被誉为书简范文。叙事委婉深沉，语言简洁凝练，结构十分严谨。《战国策目录序》论辩人理，气势磅礴，极为时人所推崇。当西昆体盛行时，他和欧阳修等人的散文，一揖雕琢堆砌之风，专趋平易自然。王安石曾赞叹说：“曾子文章世稀有，水之江汉星之斗。”(《赠曾子固》)。苏轼也说：“醉翁门下士，杂从难为贤；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曾巩也擅长写诗，有400余首传世。其诗或雄浑瑰伟，或委婉超逸，无不含义深刻，妙趣横生。《迫租》描绘了“今岁九夏旱，赤日万里灼”，“计虽卖强壮，势不旭弱”的惨状，发出“暴吏体宜除，浮费义可削”的呼声，与王安石的《兼并》诗有异曲同工之妙。绝句《西楼》、《城南》，清新隽永，具有王安石晚年诗作的风致。他的咏物诗多数富有新意，如《咏柳》诗：“乱条犹未变初黄，倚得东风势便狂。解把飞花蒙日月，不知天地有清霜。”以柳树隐喻奸臣和邪恶势力，形象逼真，寓意深刻，别开生面。曾巩的诗作，格调超逸，字句清新，但有些也存在宋诗言文言理的通病，又为其文名所掩，故不甚为人们所注意。曾巩一生整理古籍、编校史书，也很有成就。《战国策》、《说苑》、《列女传》、《李太白集》和《陈书》等都曾经过他的校勘。《战国策》和《说苑》两书，多亏他访求采录，才免于散失。他每校一书，必撰序文，借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曾巩好藏书，珍藏古籍达20000多册；收集篆刻500卷，名为《金石录》。曾巩治学严谨，每力学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知其要，识其微，故能“上下驰骋，愈出而愈工”。其弟曾肇，说他的文章“一落纸，为人传去，不旬月而周天下，学士大夫手抄口诵，惟恐得之晚也”(曾肇《亡兄行状》，见《元丰类稿》卷末)。曾巩培养了一批名儒，陈师道、王无咎、曾肇和曾布受业于他。《宋元学案》云：“陈无己(师道)好学苦志．以文谒曾子固，子固为点去百十字，文约而义意加备，无己大服。”曾巩的文章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大。南宋朱熹“爱其词严而理正，居尝诵习”。明代唐宋派散文家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清代的桐城派方苞、刘大槐、姚鼐和钱鲁斯等人都把他的文章奉为圭臬。《明史·王慎中传》载：“慎中为文，初主秦汉，谓东京之下无可取，已司欧、曾作文之法，乃尽焚旧作，一意师仿，尤得力于曾巩；顺之初不服，久亦变而从之。” 曾巩一生著述丰富，有《元丰类稿》50卷、《续元丰类稿》40卷、《外集》10卷流行于世。另外，他还著有《卫道录》、《大学稽中传》、《礼经类编》、《杂职》、《宋朝政要策》、《诗经教考》等等。宋朝南渡后，《续稿》、《外集》散佚不传，今仅存《元丰类稿》 50卷。又世传《隆平集》30卷旧题曾巩撰，前人考订系出于伪托。 在唐贞元元和时期，韩柳崛起，掀起古文运动，使得唐代的散文发展到极盛，一时古文作家蜂起，形成了“辞人咳唾，皆成珠玉”的高潮局势。而到了宋代则以欧阳修为魁，他荐拔和指导了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散文家，对他们的散文创作发生过很大的影响。其中，苏轼最出色地继承和发展了他所开创的一代文风。
韩愈、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欧阳修是宋代古文运动的领袖，三苏等五人是宋代古文运动的核心人物。他们先后掀起的古文革新浪潮，将古代散文史的水面搅了个天翻地覆，使得散文发展的陈旧面貌焕然一新。 ——在唐贞元元和时期，韩柳崛起，欣起古文运动，使得唐代的散文发展到极盛，一时古文作家蜂起，形成了“辞人咳唾，皆成珠玉”的高潮局势 。
